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上显示，子琳的死亡原因为特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，躯干、四肢及指尖等部位发现30处针孔，头面部有8处淤青和陈旧性伤口。警方通报称，这些针孔系在医院抢救期间留下。
邓子琳的母亲邓丽红告诉红星新闻，子琳死亡前，是交由丈夫的出轨对象、同居女友陆海（化名）单独照料。孩子出事后，是由陆海将其送往医院。邓丽红说，陆海有两次单独看护邓子琳的经历。2018年3月，陆海看护邓子琳期间，孩子也曾出现意外被送往医院，根据邓丽红提供的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记录，红星新闻记者看到，邓子琳右股骨中断骨折。
失去孩子的邓丽红选择了报警。2018年9月10日，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出具了“不予立案通知书”。
2019年5月31日上午，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侦队工作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“我们只是作为执行机关，通报依据是检察院定的。”该工作人员解释，2018年邓子琳一案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不是刑侦队决定，是检察院。
邓丽红与丈夫邓亮（化名）目前在起诉离婚阶段，夫妻二人还有一个4岁的大女儿。就大女儿的抚养权，夫妻二人一直在争夺。
女童离奇死亡
丈夫出轨对象照料期间“滑倒致死”
尸检发现身上30处针孔
邓丽红今年28岁，是两个女孩的母亲。2016年邓丽红怀二胎邓子琳期间，发现丈夫邓亮与时任广西南宁某按摩店技师陆海有染。子琳8个月大时，生父邓亮搬了出去，夫妻分居。
子琳出事地点，是在广西南宁江南区某出租屋内，这是生父邓亮与其出轨对象陆海的同居住处。
邓丽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邓亮搬走后，没有工作的她断了生活来源，不得不将两个孩子都交由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，自己出去打工挣钱，周末去探望孩子。目前她在南宁市崇左区一宵夜帮工，从深夜工作至凌晨。
2018年7月中旬，孩子奶奶外出一段时间，无法照顾两个孩子，便将3岁的长女交由孩子的外婆照料，且未经邓丽红知晓，私下通知陆海，让她接走了次女邓子琳。
子琳（右）和姐姐
2018年7月30日晚7点半，邓丽红接到丈夫的电话，“邓子琳正在医院抢救，快不行了，需要签病危通知书，你赶紧过来。”电话那头的邓丽红懵了，飞奔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。邓丽红得知，孩子出事时，是陆海一人在看管，陆海描述，当时邓子琳滑倒在自己遗留于地板上的尿液上，导致摔伤了头部。邓丽红告诉红星新闻，到了医院她看到，女儿邓子琳戴着呼吸机，她发现女儿额头三处伤，眼角和眼下也分别有伤痕。
邓丽红回忆，签完病危通知书后不久，孩子生父邓亮就离开了，“把还在抢救的女儿留给我一个人来守着，当晚小孩心跳停止，抢救了好几次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医院一位参与邓子琳抢救的医疗工作者来查房时，将邓丽红悄悄拉到一边告诉她，以自己的医疗经验看来，一岁半的孩子，无论身高体重，摔跤都不足以造成这种不可挽救的局面，事有蹊跷，建议邓丽红报警。报警后，南宁市福建园派出所警察赶到医院。
2018年8月1日早上7点，一岁半的邓子琳停止了呼吸。
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上显示，诊断发现除脑部重度损伤，邓子琳还有肺出血和贫血等症状。邓丽红将孩子的遗体送去做了尸检。
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（注：陆海送邓子琳到医院时候，将名字错写为“邓仔琳”）
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上显示，子琳的死亡原因为特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，躯干、四肢及指尖等部位发现30处针孔。且尸检发现子琳生前患上肺炎，报告上写着：“肺部炎症并出血可以促进或加速其死亡。”
“我问孩子父亲，肺炎是怎么回事，他说是孩子感冒造成的，而孩子奶奶告诉我，‘小三’接走孩子时，孩子很健康，并没有出现感冒或者贫血。”邓丽红不知道，健康活泼的孩子，究竟是什么时候患上了肺炎和贫血。
蹊跷的巧合
她两次与女童独处
一次骨折另一次死亡
邓子琳死后，邓丽红越发觉得事有蹊跷，她想起5个月前，邓子琳也曾被生父接到与陆海同居的出租屋内，“那是‘小三’第一次带孩子，在与孩子相处一周左右后，孩子因为骨折被送往了医院。”
在警方做笔录期间，邓亮承认，孩子两次出事期间，都是陆海单独与孩子相处。
根据邓丽红提供的南宁第二人民医院开具的出院记录，红星新闻看到，18年3月29日，邓子琳入院，被诊断为右股骨中断骨折，右侧小腿出现数个小水泡，同年4月10日出院。“孩子第一次受伤时，医院检查发现孩子腿上还有水泡，这些水泡是哪里来的？”
医院开具的出院记录
邓丽红回忆，孩子第一次骨折时，她曾想到了报警，但在派出所里坐了许久无人接警，她无奈走开。当时，邓丽红被告知，孩子的骨折原因，是 “从沙发上摔下来”。子琳出院以后，继续由奶奶带回家照顾。邓丽红告诉红星新闻，她回去看望女儿的时候，曾问大女儿，“去爸爸那里好玩吗？”大女儿回答，不好玩，因为“豆豆妈妈（即陆海）打我屁股疼，把我关在厕所，衣服湿湿。妈妈，我不要去爸爸那里了。”
邓丽红说自己曾就此去问生父邓亮，他告诉邓丽红，“小孩子说的话不能信。”
邓子琳的尸检报告出来后，邓丽红曾找到南宁第二人民医院参与子琳抢救的两位医务工作者，对照尸检报告中出现的针孔进行了咨询，两位医务工作者告诉邓丽红，尸检报告上，孩子手指指腹、头部等针孔，是在医疗抢救过程中留下的，但明确否认了孩子遗体上左脚脚底和右大腿上的伤口，系抢救时留下的。
邓丽红回忆起在医院抢救室第一眼看到女儿时，面部有伤口和淤青，“当时我因为太过伤心，没有想起拍照留存证据，可是后来警方赶到时，为什么也没有拍照存证？”
在孩子去世后，邓丽红将院方明确过的治疗创口，和尸检报告上显示的子琳遗体上的创口对比，“排除抢救和之前治疗骨折以外的伤痕，子琳身上非治疗造成的伤口，总共有11处，这些伤口，到底是哪里来的？”
针孔谜团
女童母亲：警方曾从“小三”家搜出绣花针
医院：多数针孔系抢救时留下
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创伤手外科一位医生在事发后，曾参与了配合警方调查的工作，他告诉红星新闻，对于邓子琳身上出现的多处针孔，医生们认为是在抢救期间，穿刺股沟置管时留下，而肘窝、手腕等处针孔也可能是做静脉输液等治疗时遗留。
“我个人认为这些部位针孔是虐待留下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这几个部位是在救护时比较常用的部位，如果是非专业人员（扎针）的话，针孔可能不会集中在这些地方。”该医生说。
对于邓子琳摔倒致死这一说法，这名医生称，通常来讲正常摔倒是不会这么严重的，“以小孩的身高体重产生的势能也就那么大，所以很难判断（子琳的死亡）是否系摔跤所致，但也不否认有个例的存在。”但该医生提到，邓子琳颅脑损伤，存在对冲伤，“就是摔到头部前侧后部也有损伤，形成加速损伤。”但对于子琳脑部的严重伤害，到底是由钝器打击造成还是摔倒导致，该医生称，应交由法医来判断。
邓丽红说，她在警方的现场勘察报告中看到，警方在事发后曾从陆海租住房屋出搜出多根绣花针，“我想知道这些绣花针和我孩子身上的针孔，有没有关联。”
至于孩子第一次由陆海看护期间骨折时，其腿上出现的水泡，该医生说不排除水泡是骨折造成的。红星新闻就此向一名医疗从业者求证，对方称骨折确有造成身体水泡的可能性。
“扭曲”的亲子关系
女童生父拒绝回应
公安出具“不予立案”通知
2018年9月10日，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出具了“不予立案通知书”，上面写着：“我局经审查认为暂不存在违法犯罪事实。”同月，邓丽红向江南分局再次提交了刑事复议申请；同年10月16日，江南分局维持不予立案决定。
2018年11月9日，江南分局发布通报称，邓子琳身上出现的淤青、针眼等痕迹，系当时抢救和前期治疗腿部骨折时遗留的痕迹，暂不存在违法犯罪事实。
警方通报
2019年4月19日，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一份答复函，上面写着：“经查，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实邓子琳的死亡结果在主观上存在过失，也没有证据证实邓亮对邓子琳实施了虐待、遗弃行为，该案不符合立案监督条件。”之后，邓丽红向江南分局刑侦综合大队提出了进行死亡事件现场实验要求，4月25日收到该单位实验无法进行的答复。
5月30日，邓子琳生父邓亮告诉红星新闻，他正在寻找“对案件有利”的证据。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细节，邓亮没有做出回应。红星新闻记者多次拨打电话，邓亮均以工作忙挂断电话。
5月31日上午，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侦队工作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“我们只是作为执行机关，通报依据是检察院定的。”该工作人员解释，2018年邓子琳一案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不是刑侦队决定，是检察院。
同日下午，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控申部工作人员向红星新闻解释，“最后的决定是经过我们办案部门审查后，根据现有证据来做出的。”工作人员说不予立案答复函是办案部门复查之后，对南宁市江南区公安局的不立案做出的答复。在整个流程中，检察院会根据现有证据审查，有尸检报告也会看，“但是就我们现在来说，一般是有比较充分的证据，我们才决定是否立案。如果家属不服决定，可以继续向上级走，去申诉。”
对于这样的结果，邓丽红说自己无法接受，她说孩子的尸检报告上还提到过，遗体上发现多处陈旧性伤痕，“如果说孩子身上的淤青、针眼是抢救时留下，那尸检报告中提到的陈旧性伤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此外，邓丽红还保存着一段与陆海的录音，邓丽红说，子琳第一次骨折住院期间，陆海曾主动给她打电话，“但电话里她什么也不说，我只听到大女儿的哭声，我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打来让我听大女儿的哭声。”
当事人律师
所有的“虐童案”都有共性
此案仍存有关键疑点
2019年5月底，邓丽红聘请女性和儿童权益保护律师万淼焱成为其代理人，万淼焱告诉红星新闻，“幼儿把搞到面目青紫、摔成骨折、摔成颅脑损伤，在现实中并非不可能，但都是极低概率事件。一连串的极低概率事件都发生陆海单独照看之下，是否一定蕴含着某种必然。”
万淼焱认为，《法医学鉴定意见书》仅能确定小子琳的死因是特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，也能明确小子琳身上有多处陈旧伤，但无法确定是自伤还是他伤。她分析，“子琳7月30日送到医院抢救，8月1日医学死亡，8月3日尸检，抢救形成的损伤不可能性状改变成陈旧伤。而孩子奶奶与邓丽红的通话录音、子琳端午节的照片，已经证明头面部的陈旧性淤伤是在陆海照看期间形成。”
万淼焱分析，江南区公安分局不予刑事立案的原因，是邓亮和陆海否认虐待孩子而且没有潜逃，陆海欧的手机聊天记录中，没有发现对小子琳仇视、嫌弃的内容，也没有出租屋邻居看到或者听到过子琳因受虐待而哭闹。
“而四岁大女儿提出的曾被陆海殴打，却被警方认为缺乏作证能力而不予采信。”万淼焱说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，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，都有作证的义务。“我国并没有禁止儿童作证，只是要求其证言要与感知能力相适应。四岁大的孩子，对于是否被打、痛不痛是有辨别和感知能力的。”因此，万淼焱认为邓丽红4岁的大女儿所说的话，是可以成为证言的。
万淼焱认为，警方侦查过程中对关键点有所忽视，“既然已从陆海出租屋内查出了绣花针，那是否检验过其上面有没有残存子琳的血液和DNA？在对陆海欧和邓亮讯问时，是否采取测谎测试等辅助措施？公安机关是否考虑过由专业机构对子琳的损伤机制进行鉴定？”
万淼焱说，通过查阅资料，她发现许多“虐童案”都存在共性：1、发案通常较为隐蔽，很少有第三人在场或目击，嫌疑人往往否认作案。报案者陈述的可靠性往往受到公安机关机关的质疑，导致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而认为达不到立案标准而不予及时立案；2、公安机关不主动侦查、搜集证据，或者让被害儿童及其亲属自己提供或寻找证据，造成案件久拖不决。
“在著名的河南‘情夫虐童案’（即欣怡案）中情夫赵跃飞直到被判处无期徒刑，都没有承认过虐待小辛怡。而小辛怡母亲刘娇利，也曾否认赵飞跃有虐待行为，在庭审中才良心发现，指认情夫打了孩子。” 而且，小辛怡的母亲和情夫在把孩子送到医院时，也称是孩子在公园玩耍时不慎跌倒。
“保护儿童和疑罪从无，这两个刑事司法理念并行不悖，从来不存在孰轻孰重的价值取舍。”万淼焱说。